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16-59岁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下降，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持续增加。根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5%增加到2030年的25%。而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男性为60岁，女干部为55岁，女工人为50岁。宏观上看，延迟退休年龄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养老保险体系负担和公共财政压力，有其必然性。

 

　　当前对延退的质疑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低工资、低技能劳动者利益是否会受损；二是是否会挤压年轻人就业。

 

　　人们对延退敏感，是因为事关个人利益。因此，首先需要搞清楚，如果延迟退休，到底有多少人的利益会受到影响、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所谓的利益体现在工资收入、养老金水平、休闲时间等方面。模拟表明，当劳动者工资为社会平均工资约50%或更低时，延迟退休会影响到其利益。从比例上看，大约31%的男性和6%的女性不愿意延迟退休。

 

　　由此，可以考虑设定提前退休年龄和正常退休年龄，延迟退休针对正常退休年龄，同时允许人们选择提前退休，以此保障不希望延迟退休的劳动者的利益。选择在提前退休年龄退休的一般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群体，他们退出对社会的损失不大，但却有利于对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另一方面，制度设计需要给延迟退休有内在激励，退休年龄提高则退休后每年应能够领取更多的养老金，遵循多缴多得的原则。我国目前养老金待遇领取规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缴多得，今后若能进一步提高个人账户的投资收益率，则多缴多得的好处会更加明显。模拟也表明，给予人们选择的政策并不会影响到延迟退休的宏观目标。

 

　　就上述第二点而言，很多人担心延迟退休会影响年轻人就业，其实是建立在工作岗位数目是固定的、而且不同年龄段劳动力是可替代的假设上，并由此提出所谓“老人不退，新人没位”的论调。但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值得深究。从历史上各国就业变动历程看，发展中国家平均退休年龄大幅下降，却没有出现相应的失业率的下降；而伴随着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率的大幅提升，男性就业率并没有下降。而且更多的发现是，老年人的就业率和年轻人的就业率是同步变化的。这说明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是这两类劳动力的就业是相互促进的；二是经济增长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不断增长时，两类劳动力面对的工作岗位数量在增加。

 

　　有理由推测延迟退休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首先，延迟退休后老年劳动力继续工作，其收入增加会带来更多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以及对各类服务的需求，由此可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其次，我国老年劳动力和年轻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并不强，一方面，事实上，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企业采用返聘等方式继续雇佣高技能的老年劳动力，延迟退休不过是使得这种隐性就业显性化，对年轻人的实际就业岗位数量影响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一代劳动力更能适应新兴部门和岗位，老年劳动力并不能对其就业构成竞争压力。

 

　　此外，延迟退休通常是渐进式的。从各国和地区实践看，将退休年龄延长5岁一般需要经历15—20年，如韩国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5岁，预计花22年，台湾预计要花15年左右，法国延迟2岁也要花5年时间。渐进式延迟退休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有限，若我国每3年退休年龄延长1岁，以2017年作为延迟退休第一年为例，当年由此新增的劳动力大约为250万，而同时15—54岁劳动力人口会下降大约730万。在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趋于下降的背景下，延迟退休本身并不会成为造成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的主要原因。当下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供需双方在技能上的不匹配等。